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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2025-0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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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这是基层减负相关内容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单独列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202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这是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制定出台为基层减负的制度规范,以更加具体精准的条文规定为整治形式主义提供了有力制度支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事关党政形象,事关民生福祉。


主持人:?

杜??蓉??中国社会工作报记者

嘉??宾:?

吴??涛??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基层党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陈荣卓??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永利??陕西省渭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

张勤合??山东省诸城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

王若莲??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小市街道工作人员





整治形式主义

先要找准内在原因





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党中央态度坚决、一以贯之不断向纵深推进。整治形式主义需要找准内在原因,各位嘉宾认为,形式主义的根源是什么?

吴涛:一是政绩观错位与责任心缺失。形式主义的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其根本症结在于部分领导干部政绩观扭曲,将“对上负责”异化为“对上应付”,热衷于表面文章而忽视实际成效,甚至以虚报浮夸、过度留痕等方式掩盖问题。

二是体制机制与权责错配。基层负担过重的表象背后,是“权责倒挂”的体制性矛盾。上级部门“层层加码”“一刀切”的要求,容易导致基层陷入“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的恶性循环。此外,有些领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于实践需求,“人治”惯性未完全破除,法治化、规范化不足,也加剧了形式主义的滋生。

三是惯性思维与考核导向偏差。有些干部长期依赖“开会发文”推动工作,考核评价过度强调“痕迹管理”,导致基层疲于应付报表、台账。一些地方考核指标脱离实际,重“显绩”轻“潜绩”,倒逼基层搞“短平快”项目,进一步助长了形式主义的蔓延。

陈荣卓:形式主义的根源在于制度设计。制度制定是否科学影响着减负的实际成效。在基层治理中,减负制度应当是自上而下的系统性改革政策,但在一些地方演变为上级政府责任逐级下沉的增“码”行动。传统的行政路径依赖让部分地方政府在执行减负制度时,容易走向迎合政策、套模板、重痕迹的减负形式主义。这种制度执行的形式主义路径层层削弱减负制度实效,基层忙于“减负”,却越“减”越忙,陷入减负无效内卷的困境。观察部分农村减负难的现象可以发现,减负政策在农村落地执行往往陷入了上级政府、村干部的行政惯性逻辑,无形中再次为村级组织增加了负担,促使村干部变通执行减负政策,最终走向村级组织“减负内卷”的怪圈。





坚持问题导向

破解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问:基层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才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如何从根源上破解形式主义?

陈荣卓:当前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问题并不是个别现象,因此要从制度实效层面推动基层减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基层减负要明确权责,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基层该承担哪些工作,要把职责事项搞清楚。权责失衡是当前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问题的重要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在权责关系上调整思路,改变基层“事下人不下,责下权不下”的困境。首先,建立权责清单。明确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具体职责,并将职责和权限进行公开,方便群众进行监督。在传达落实政策文件、安排任务时,不应简单地布置、传达、督查,而应明确具体任务要求,避免处处干预。其次,规制职责任务下沉。坚持“依法下放、非准禁入”的原则,设置职责任务下沉的标准和门槛,按照事前酝酿、提出申请、组织审核的程序进行。最后,科学规范属地管理。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有效减少基层属地管理事项,防止基层承担“无限责任”等情况出现。

吴涛:整治形式主义首先要从制度上深化改革,推动源头治理。第一,健全权责清单与减负长效机制。《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明确规范督查检查、会议文件、考核评价等事项,要求上级部门率先检视整改“根子在上面”的问题。比如,2024年专项督查中,借调教师比例过高、摊派资金等典型问题被公开通报,倒逼制度完善。第二,优化考核激励机制。推动考核从“重痕迹”转向“重实绩”,整合多头考核事项,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比如,部分地区试点“负面清单+正向激励”措施,为基层松绑赋能。

其次要从执行上强化领导责任,坚持上下联动。第一,压实“一把手”主体责任。根治形式主义必须“以上率下”,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需带头抵制不切实际的目标、无实效的会议和文件,杜绝“只留痕不留绩”。比如,2024年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定期研究分析,拿出具体措施,“一把手”亲自部署推动。第二,推动同题共答与资源下沉。建立“上下协同、左右联动”机制,通过基层反馈渠道及时发现问题,推动政策、资源向一线倾斜。比如,有的地方探索通过明确基层职责边界、推动服务资源下沉,有效减轻了社区“万能章”负担。

再次要从宣传上弘扬实干作风,巩固治理成效。第一,营造求真务实氛围。通过典型案例曝光、作风建设宣传,打破“干实事不如写材料”的畸形导向。将整治形式主义与深化改革结合,释放“实干兴邦”的鲜明信号。第二,建立动态监测与反馈机制。利用数字化手段监测基层负担变化,定期开展“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比如,部分地区建立“基层减负直通车”平台,实时收集干部诉求并限时督办。整治形式主义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破立并举,形成“政治引领—制度约束—执行保障—文化铸魂”的治理闭环。未来要继续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推动减负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根基。





“壮马轻车”,

为治理赋能、为实干撑腰





问:为基层减负就是为治理赋能、为实干撑腰。当前,各地在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方面持续发力,切实推动基层减负往“实”里走,取得了哪些成效?

刘永利:陕西省渭南市委社会工作部聚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问题为基层减负赋能,建机制、明权责、聚合力,有效激发基层动力活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健全机制,主动为基层“扛责”。坚持大抓基层,组建以市委书记担任总召集人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建立市委常委包县联村、市县分管领导联系行业、社会工作部门建立观察点制度,推动形成“四级书记”带头抓治理的格局。制定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问题30条工作措施,召开协调机制会议,推广韩城“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135”工作体系,清理各类指示牌、标牌、微信工作群,村级组织开展证明事项压减至7项。

明晰权责,防止向基层“甩锅”。坚持权责匹配,编制明确乡镇(街道)权力清单163项指导目录,县乡“属地管理”事项137项县级部门、11项镇(街道)主体责任基础目录。建立村(社区)组织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编制《党政群机构设立村社区工作机制指导目录》《村社区组织和党政群机构设立村社区工作机制挂牌指导目录》,指导县(市、区)全部建立村(社区)依法自治事项清单、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清单和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三个清单”,为基层松绑。

激发活力,坚持为基层“蓄能”。招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856名,清理规范社区工作者违规借调,2024年开展市级重点培训、县级骨干培训、镇(街道)全员培训85班次7014人,落实社区工作者“三岗十八级”岗位等级序列和薪酬体系,提升村干部补贴保障至3800元,激发了干事热情。推广“街社吹哨、部门报到”模式,推动17.29万名网格员靠前下沉,引导动员全市70万名注册志愿者、4937支志愿服务队和5600名新兴领域党员积极参与城市基层治理,汇聚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新生力量。

张勤合:山东省诸城市坚持以减负为出发点,以增效为落脚点,聚焦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问题,精准发力、突出实效,真正让基层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为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市汇聚动能。

一是强化清理整治。坚持从源头上加强审核把关,整治“挂牌过多”现象。建立村(社区)办公场所挂牌事前沟通机制,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通知》,健全挂牌项目准入、牌子日常管理、挂牌督查问责等制度。持续开展村(社区)“滥挂牌”专项整治,成立4个专项督导组,对17处镇(街道)实行全覆盖督导,指导整理不规范牌子413块。针对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推行数据共享、“一数多用”做法,大刀阔斧精简填表报数,清理规范互联网APP、微信工作群330余个。

二是深化“减上补下”。以机构改革为契机,加大编制资源向镇(街道)倾斜力度,向镇(街道)下沉事业编制78名,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7人。制定机关事业单位年度用编进人计划时注重向镇(街道)倾斜,近3年来为镇(街道)下达年度用编进人计划160余名。精简议事协调机构,优化调整市委、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8个,撤销101个。

三是厘清权责边界。完善“定期登陆、适时归集、统一调度”机制,对4756项权责事项清单实行动态管理,规范清单外事项准入流程,明确“禁止随意加重基层工作负担十二种情形”,推动镇(街道)职能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编制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18个重点领域125项县乡“属地管理”事项主体责任和配合责任清单,配套建立六项机制,让镇(街道)“有责也有权”。明确村(社区)应出具的7项证明事项和不应出具的20项证明事项两个清单并进行公示,为村(社区)划好“责任田”、树好“风向标”。

王若莲:作为一名街道干部,我深刻体会到为基层减负带来的积极变化。

基层权责更加明晰。过去,由于职责边界不清,基层压力较大、负担较重。今年区委、区政府明确了街道履职事项清单,上级部门收回事项387项。明确小市街道基本履职事项116项、配合履职事项71项。权责进一步厘清,知道“该办什么事、要担什么责”,大家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轻装前行,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办实事,工作效率也提高了。

服务质效不断提升。基层减负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更多创新和实践的空间。建成南京市首家社区级低碳科学馆,探索党建“红”引领低碳“绿”治理路径;深化“物社联动”,推动社区与物业服务企业阵地联享、协商联动、治理联管;打造“小时光”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品牌,联动检察院、学校、社会组织等构建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统筹资源为红山动物园游客提供车位,借力引流建设环小红山文旅融合片区。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得到了居民的广泛认可,也让我们明确了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减负的最终目标,是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真正让减负的成效惠及每一位居民。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报》2月26日3版
编辑/设计:于佳
审校:王立国
监制:马怀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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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社会工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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